那些摘不下的口罩

　　这篇文章是一气呵成的，带着怒气。曾为呦呦鹿鸣写过一首歌的音乐人满都拉先生平时都是默默观察，很少留言，这次他评论了：“本来很温和的一个写作者，被它们气的差点儿就爆粗口骂娘了。”

　　很难不生气。北大、清华，这两个比邻而居的大学，在疫情之后，又用了整整一年，才实现师生可以到对方学校串门的目标（1月1日起，校办宣布，两校师生实现持卡“畅行互通”），竟还当新闻广而告之。清华和北大就隔着一条马路——中关村北大街，这路面再宽再广，也不到100米吧？就算是一只蜗牛，一年时间，也可以爬几个来回了吧？可咱们，一年花掉国家几百亿、全国上下寄予厚望的两大高等学府，用了一年时间，才让师生实现可以走到对面校园的“畅行互通”。这件事，也没听说谁来“卡脖子”吧？怎么就这么难？

　　这个怒气，也是由最近接连几件“从开放走向封闭”的事积累下来的，昨天被点爆了，文风也因此改变，一千多篇文章以来，我第一次使用歇后语，而且一用就是三个：水池里长草——荒唐；离谱他爹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王八倒立——上边有规定。

　　这样措辞，无异于骂人。包括点名各地各式“土围子”里的各式“土皇帝”，这些用词，也是相当难听。

　　然后呢，我也被骂了，骂声从昨晚持续今天。后台的一些话，就很难听，人身攻击，祖宗十八代都受到牵连。

　　现在，文章无法查看了，我松了一口气，主要倒不是因为我自己。毕竟，在前几年北大附中装修污染事件中，骂我的脏话次数是这回的一千倍以上，当时我确实被气得高血压，这次心中却很少波澜，可能是终于皮实了，耐造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这篇文章有80多万人阅读过，这其中骂脏话的是少数，大多数都是明理人，支持文章所表达的开放观点，这才是主流。

　　我是为这些学生们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不能、不要再骂我，不至于继续犯错，他们中的大多数终将成熟，终将明理，有朝一日，当他们回首往事，不至于发现在涉世未深之时有这么一个骂人的污点蹲在这里，不至于要多迈一道心理上的坎。

　　说个细节。我女儿现在在读高中，老师比较认真，经常发一些班级照片和视频给我们家长，于是我就注意到，班上有一些学生，总是戴着口罩，即便疫情已经结束一年多了，还戴着。于是我就好奇，问怎么回事，她说，戴口罩的有男生有女生，其实不是因为现在有病毒，而是“社恐”，疫情之后也不愿意和其他人说话，戴着口罩就避免了和人打招呼、聊天。“班上有一位同学经常和我聊天，他和别人很少聊，和我倒还蛮聊得来，可能我是和他说最多话的吧，但是我至今不清楚他长什么样子，他总是戴着口罩。我能理解他。”她今年高二分班换了班级，还记得，开学后她就和我说，“班上就很安静，特别安静，不是不说话，而是课上经常没人提问，有一次老师都急得发脾气了。”现在，一个学期快过去了，情况还是差不多。这样的安静，或许有这样一种可能：有些人摘不下口罩，还有些人，摘下了口罩，可是心里仍然戴着，成了孤岛。

　　而且我注意到的这个现象也并非个例。今天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报道《晚熟的大学生》里，也看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细节：

　　北京一所高校老师李红说：“你看很多学生戴着口罩，他们不是防护疾病，是为了挡住脸，避免跟人打招呼。”“经过了三年的疫情，学生回到真实的教室里，他们变得很安静。课堂上几乎没人问问题，他们互相之间也不进行讨论。”老师们私下也会聊起这件事，觉得事态严重，他们面对这样一代新生，压力也很大。

　　清华大学教授甘阳说：“这代学生是原子化的存在。同宿舍的人有什么事情不是当面说一句就好了吗，他们发微信。他们交朋友非常难。我了解到同宿舍的学生能够一个学期从来没有一起吃过饭，我非常吃惊。”

　　一方面，这样一些拒绝交流的沉默，另一方面，则是另一些在我后台那种对陌生人问候祖宗十八代的恶言恶语。如此种种，其实都是压力之下的个人动作变形，是一个人生的阶段性现象。

　　这种症候，表现在个人身上，源头则是来自社会。如何把他们这几年积累下的身心压力化解？着实是一个公共课题，而且很紧迫。

　　“你去发起一个投票看看高校师生愿不愿意全面开放校园？我们科研团队统计了十所华北和东北地区985 211高校的学生意愿，校均有效问卷超过万份，保证了样本合理性的前提下结果是，74.5%的学生不支持全面开放，理由包括：他们不希望广场舞占领运动场和篮球场，不想有限的校园公共设施被外来人员挤占，不希望校园内食堂超市遇到推销人员，不希望外来车辆在校园里呼啸而过，等等。高校虽然吃国家财政资金，但是主要任务是教学和科研，法理上高校也并非所谓社会公共设施，甚至土地用途上教育用地的性质都不同于一般公共用地。别扯什么国外校园都是开放的，欧美很多学校连宿舍都没有，每个学校每年都因为各种校内暴力事件导致学生致死致伤。”

　　这位同学的发言，当然是善意的，可惜每个推论都是走进误区深陷泥潭。比如，这个“科研团队”收集到了10万份以上有效问卷（十所高校，校均超万份），但是，这些问卷的对象，全是学生。这种科研方向，从起点就错了，力气用错了地方。就像一个公交站台，同样一批人，上车前希望车别关门，上车后恨不得马上关门。这难道不是人性的基本常识吗？你如果给做问卷调查，那不支持监督的比例应该就不止75%了。这位同学在后台和我说，这个科研成果即将正式刊发，我心里想，费这么大劲，设计时却如此限定范围，价值几何呢？如果指导老师及时给予他们高阶一点的指导，是不是结果就不同了？

　　再比如，小刘要说拒绝暴力事件，可是，众所周知，清华的朱令案里，凶手投毒几十次，这难道是校外人员干的？更普通一点，那些盗窃、PUA、殴打、猥亵他人的本校人士没有吗？是不是要在本校师生每个人之间砌上一堵墙呢？这难道不是基本逻辑和基本的社会公共管理问题吗？

　　还有一些学生，一方面以个别校外游客熊孩子熊父母“在学校里随地小便”的理由拒绝开放校园，另一方面在呦呦鹿鸣后台喷脏话。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满嘴喷粪的脏话，远比那些小便更脏更污染，也完全没有意识到，“随地小便”的根本原因，是学校卫生间配备不足和管理的现代性不足。这方面，但凡对山西临汾市已展开十几年的“厕所”有一点了解，就会知道真正的方案在哪里。

　　因此，我觉得，就像一些同学不愿意摘下口罩一样，许多人也不愿意以诚恳的姿态进入对话讨论问题；就像是口罩仍然罩在一些人脸上一样，许多人的心里，依然被尘土和迷雾蒙住。此时此刻，我真希望像李植先生这样的北大老师再多一些。因为，他的“跨栏”，既勇敢，又果断，还有趣，很有风采，这样的老师，会把更明亮、更美好的未来传递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