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在北京租来的客厅里我们的崩塌与重启

　　武汉居民刚能出家门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注册送外卖账号。在此前的汹涌浪潮中，说外卖员冒着生命危险并不为过，也惊醒了网上许多生活在2019年惯性里的人。

　　那些等待着命运那个“未开的礼盒”的同胞们，先是试图说服武汉人“压根没事”，后来又改口说，“你们心真大，不戴口罩到处跑”，再后面就是“居然还敢出门抢菜”。总之好似这样的境遇很大程度上由我们自己造就的似的。点开头像，发现这些人来自天南海北，无冤无仇，生活平静，有自己的价值观，善意地想也能理解，大概希望尽快灭火、回归正常，觉得事情如果发生在他们那里2777可能早就平息了。

　　我不停地在网上和人对线（编者注：指在各种网络平台上1V1的互怼），这样做的好处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因为地域问题和人对线过。再后来，我们就多了许多恩人，最后盖棺定论下来，宣布我们是英雄的城市，人们又开始声讨造谣者，不过是从另一个方向。我的大脑正接受着一个接一个的信息，处理好它，得要脑子变得像抹布一样。

　　我对居住在这栋居民楼里的人都挺熟悉，但不熟悉这些网络上的人。“矫情”、“叭叭”、“心大”，诸如此类的北方口语占据了网络日常，严肃、紧张、团结、活泼。我从小就是网络语言的热衷使用者，如同背着大人的密语和暗号一般，但现在这些暗号已经成为了大人，每一年使用的语言都和上一年不一样，都比现实走得略快一步。我收藏了几个对线者的主页，此后常点进去看，等于顺着网线走进祖国的千家万户，知道了浙江的杨梅好吃，天津足球队的主场很漂亮，新疆人为牛羊肉丰饶感到骄傲。

　　但是外卖还没瘫痪，不怕死的骑手们去同样不怕死的商家那里为我送来武汉特色牛杂，隔空放在指定某处，过一阵再去拿，这样的自发秩序也是此后几年“无接触配送”的雏形，吃从小吃到大的食物，能使我安心一些。而许多人则从外卖员那里获取到更重要的物品：药物，母婴用品，卫生巾。

　　三月末，武汉已经解封，人们仍心有余悸，不大爱出门，堂食尚未开放，但大家需要做出努力来延续上过去的“正常”时光，外卖就成了首选。我送的第一单是寿司，店家离顾客住处只隔了五百米，街头的水马还没有被完全拆除，对某些老城区距离太近的单子，有时走路比骑电动车更快。

　　最怕的就是被系统派到过江单，得坐轮渡，虽然算法在名义上给我们预留了时间，但仍然极度得不偿失。

　　有意思的单子不少：我曾把一窝仓鼠从爱宠族宠物店送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门口来接的人穿着白大褂，不得不令人想起实验用鼠。

　　这一阵儿，大部分店家用的食材谈不上好，年前是餐饮高峰，许多老板都在大批量进货，打算大干一场，结果当时的新鲜货现在也成了冻货。有次帮顾客送火锅单，很好吃的样子，脑花、腰片都很新鲜，看样子是刚进的，但顾客填的地址拆迁，电话根本打不通，为什么有人点了这么好吃的火锅却不急着吃呢？我搞不懂。

　　本来，在我的猜测中，跑“烟钱”、“过早钱”挣零花的兼职外卖员，心态和以此搏命糊口的全职外卖员不一样，但算法带来的争分夺秒紧迫感会让两者变得趋同。我尽力做到不在骑车时看手机，但夜里，疲惫带来的恍惚走神还是让我撞上了人行道桩，电瓶壳破了，脚也流血了，我满脑子想的不是脚有没有事，而是修车要花多少钱，会不会一天就这样白干了。

　　如今，包括快递，外卖，单车运维员之类的体力劳动都需要使用软件工作，达成任务的奖励机制使它可能看起来很像游戏——但在游戏中出车祸流的不是自己的血。

　　我自恃在武汉从小生活了30年，对城市很熟悉，但即便如此，在送外卖时也并没有展现出更高的效率，时薪总是在10元上下浮动，单量总被留给平台更容易控制、自由度也更低的专送骑手，而且，出来跑外卖的人明显变得越来越多了。

　　有的商场不让外卖员入内，骑手只能在后门的外卖口等待，引起了互联网上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人说是涉嫌歧视外卖员，有人说这怎么算歧视，外卖员就是会破坏消费场景，在你男朋友给你买包的时候把食物汤汁洒在你身上怎么办……每个人都举例详尽，主打一个逻辑和思辨精神。但我的感受是，只要穿上外卖员的衣服，就和在城市里闲逛不同，有资格管理你的人一下子变得多了起来。

　　四月末，天热起来了，我发现戴口罩可以防晒。路上的女性同事变多了，有些专送骑手带上了站点发的兔耳朵，萌萌的，挺好玩儿。看起来一切都在恢复正常，当然，这是在武汉，在外头，我手机里的几个长三角劳务中介在发布工作信息的时候还是会备注：“湖北人和少数民族不要。”而吼顾客和店家的成就也都已经达成。

　　此前，我打过很多零工，希望能通过分享从事各种职业的经验来消除偏见和误解，使不同生活情境下的人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和体谅。

　　那时，场上已对996掀起声讨巨浪，但人们仍然默认，因为最微不足道的错误扣除一个奶茶店员或快递员的半个月工资，这件事情是合理的，他们只是在承担应当加诸自身的责任，而对是否违反劳动法则视而不见。

　　这令我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是社会共识塑造了现实，还是现实塑造了社会共识？无论结果是哪种，说服都不再有意义。那时，“你弱你有理”正在刷屏，许多人的日子过好了，需要打着反道德绑架的名义修建心安理得的护城河，在前面的人讲先来后到，在后面的人讲你追我赶——我懂，也能理解。

　　所以当我看到那段时间大家都称赞外卖员好，就总觉得，原来命运被谁掌握在手上，人们就会说谁好。在有投诉渠道和充分竞争的地方，比如大城市，才会产生矛盾；同样，也给从业者带来更多收入。而许多乡镇或者县城的外卖都在一两个站长手里，给你送就不错了——更好的对待往往换来的是更差的评价。

　　如果说以前打零工的目的是体验、观察和批判网络流传的社达俗见（编者注：社会达尔文主义，简称为“社达”，是指由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派生出来的西方社会学流派。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因此，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灭亡的命运），现在送外卖则是尽社会义务。

　　此刻风波远未过去，外卖员存在缺口，大部分从业者都回家过年未能返程。已有店铺偷偷开门，却无人敢堂食，许多人不愿出门，去医院送外卖时，医生道谢的话里用了比平时更多的感激。

　　还有人花十几块钱，只为从老城闪送两筒薯片到某回迁房小区，接过薯片的人揉了揉眼睛，没睡好的样子，提着它走上楼，但显得有些紧张。如同网吧门口见到老师时故作轻松之态，恰似少年时的某个夏日场景如冰块般缓慢融化。恍惚间，我觉得每个时代其实都是同一个时代。

　　不久后，又接到一个这样的订单，我实在感到奇怪，提进公共厕所打开一看，薯片筒里用卫生纸包裹着的是两颗被称为“麻果”的东西。十多年前，这东西曾在城市里风靡一时，吸多了以后，有人提着刀在长江大桥上走，有人在闹市区的深巷里把自己的爹剁成了小黄鱼。在此后的一系列高压打击下，一部分尝试过的人退回了正常生活，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我连忙把东西退还给了当事人，但也担心受到牵连，给相熟的警官说了，对方说这个分量一般属于“道友”间相互接济，暗示我没多大事，可以放下心来。

　　她的高考成绩本来可以上B大，但为了投奔喜欢的导师，还是选择了一间以所谓的“自由而无用”著称的大学——虽然其中大部分人自由而无用四到七年之后，大抵还是要到部委投行或大公司里去的——导师以为她要搞这些，很失望，知道首选是出版，又勉强点了头。

　　于是老朱去了一个国资社实习了一年，遇到的领导同事都特别好，也肯给编制，但转正后得做某个大人物的主题出版，她自己拧巴，又不乐意了。要我说其实挺好，与时代起舞，还不是谁都能有机会同框呢。

　　第二个出版公司也开出了offer，月薪到手六千，还必须先做三年改错别字的文字编辑，不得参与选题策划。舍利三年嘛，日本寿司学徒都这么干，挺有匠人精神。只不过三年后这民营公司在不在都没个准呐。

　　于是老朱扭头去了教培，那也是名校非热门专业为数不多拿高薪的机会，也就是说，来的部分打算“恰笔烂钱”就走。

　　与此同时，我的好友朝阳区也拿到了一家北京出版公司的营销编辑offer，负责写软文，以及私信各位作家和可能对读书有兴趣的网红，请他们以各种方式和自己宣传的书“同框”——包括晒书、点“想读”，在互联网世界里留下一点痕迹。那家出版公司在胡同里，我一度怀疑他们公司就是我前司，外观几乎一模一样，但我前司早就搬出去了。

　　几乎所有做文化生意的公司在某个阶段都曾在胡同里办公，觉得这样接地气，这种行为在2017年以后就很尴尬了，到2020年更是笑话，因为此刻的北京二环里布满空心和空地。但离我们平时看的书、谈论的人，都更近。

　　回想我的上一段北京生活，确实给我造成了不小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很难算愉快——我2017年冬天来到北京，经历了肃杀的气氛和糟糕的私人情感，也搞砸了工作，在家待了一年才缓过来，然后疫情就爆发了。

　　朝阳区是个紧张的年轻人，脑袋大，看着是那种从小就聪明的人，有轻微的受妄想和在课堂上哗众取宠养成的幽默感，也就是说，是个容易被认出的天才。不记得初中还是什么时候，他被老师逼急了，想死，但是没有死成，不由自主写下了第一首诗。

　　初来北京时，走在路上，他常突然对着虚空之处击打，一面挥拳一面说：“你怎么这么坏啊！”或是踢塑料袋和易拉罐假装带球过人。他在营销编辑岗位上干得相当不错，擅长把书中内容转换成今日流行的概念，比如把改开初期的上海英语热介绍成“现在的上海亚文化”vs“三十年前的上海亚文化”，让受众第一时间知道书里讲什么。他能做蹩脚作家的书，也做大学时曾打动他的作家的书，上手很快。

　　做这些工作的同时，朝阳区大量阅读，大概是我的五十倍之多。从萌芽、新概念出来的冷门青春作者，到世纪初被《纽约时报》头版称作“中国垮掉的一代”的少女作家，从得到文化明星全体加持的互联网实体化垃圾，到出生于，盛年出现空白，但八十年代还在写的，比鲁老巴茅们晚一辈的文学家，他拼凑着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史，构成世界的拼图。

　　我和朝阳区是两个从动荡中走出来的人，当时其他地方都比较正常，甚至可以说欣欣向荣，惶惶然的是我们。二环里的炸糕、豆汁、酱牛肉们也还是炸糕、豆汁和酱牛肉，只是老北京人说它今不如昔。那一年，我们常被问起您是哪儿的？回答说武汉，尴尬之后问起此中情形，无非是嘱托、教育、评论、感慨。毋须讳言，两个逃亡者都等待着在别处发生点什么。就像他写的诗一样。

　　那段时间，电视上播放着大量的综艺真人秀：《中国有嘻哈》、《乐队的夏天》，滑板和脱口秀，每天都有小圈子从不被支持的爱好变成可以上电视做明星，亚文化和主流的碰撞几乎已不存在。前者积极融入，后者中的爱好者夹带私货，我认识的乐手、摄影师、剪辑师、导演们从上海的漂亮公寓、日料店，和前三十岁已经占够的便宜中，转移到北京来建功立业，如同进军罗马。如果没开上三四家公司，简直不好意思跟同行打交道。

　　这些人不是一无所知，而是什么都明白，他们从千禧年的杂志、电视、磁带、CD里接触到摇滚和亚文化，又在“一零年代”(2010-2020)的时间窗口看过了世界，决定讲好中国故事。

　　一端面临战火，没机会进入现代，一端则充斥着可笑虚伪又一触即溃的正确 ，现在身处的社会刚刚好。他们了解纽约发生什么，柏林流行什么，他们自己经营自己，为自己负责，这条价值观超越所有一切。

　　写网文的发财了，搞影视改编的也发财了，资源终于从互联网商业和人工智能撒向了亚文化从业者们，是天使轮雨露均沾的时间，早该他们了，这一刻已等得太久——软实力也是构建社会的一部分，凭什么创作者一定要穷，一定要边缘，一定脏兮兮吃不饱饭。还有对作品标准的行业大讨论——创作思维上要主动求变。

　　上一代的某些音乐人抱怨的太多，得到的太少，总以为搞摇滚就是批判社会，其实重要的是在音乐性上下功夫。制作粗劣，连扫弦都弹不清楚，还拿摇滚精神当技术的遮羞布，再说了，这代创作者哪里缺乏公共意识？他们关心抑郁症患者，关心动物，用作品带来一些温暖和坚定的力量，批判是廉价的，反思才是真的酷，任何亚文化都不能脱离主流而存在，否则只能走向圈层崩坏，万物有时，静待甜蜜。

　　从业者之间互相监督、打气：不要乱说乱动，授人以柄，浪费公众对新生事物的信任，尊重商业规律也是尊重自己，无师自通地总结、复盘、成长起来，自由职业者需要自律。昔日的地下酒吧成为摇滚圣地，年轻的乐手像见投资人的创业者一样腻在这儿，恭敬礼貌地套近乎，老板倨傲而不动声色地观察每个人的品相、能力，顺手捏一把女生的，一些时候不被讨厌，另一些时候则被记录下来，在女性的私人成长经验里小声嘀咕。

　　其中佼佼者将被送上事业快车道，一位年轻乐手起初像个壁花少年一样，在酒吧里手足无措，第二年他的演出就非常多了，腾飞在即。

　　“破圈”一类的词大行其道，小乐队乐手和练习生谈恋爱，大乐队乐手和明星小花谈恋爱已很正常，虽然外界——比如豆瓣鹅组的人——认为不门当户对，主要是乐手配不上娱乐圈从业者，但反观九十年代的摇滚乐手，居然觉得和明星谈恋爱会让自己不纯粹，世纪初的北京摇滚圈，还会有乐队因为曲风过于流行而被排斥，真是冤到没边了，如今不再有这样的荒唐事。

　　事实比什么都重要：男大学生女大学生们自称着“哈人”、“滚人”，买票去千育馆听专场。十年前，大部分的演出只能卖几十张票，脏兮兮的看台下，听众举着含义不明的拳头和中指，与台上唱的人分属两个阶层，轮到听的人上场接管舞台了，比当时唱的人更成功，在价值观上完成了反戈一击。

　　这是整个文化市场的情形。我们在屏幕前看到一位KOL表示，直播带货是他/她对抗抑郁症的方式。直播带货真的可以对抗抑郁症吗？我们都很怀疑。

　　朝阳区在个人主页上说：“看到电视上制造的新名人就想吐，蹩脚，没有天赋，我讨厌认真而愚蠢却又在现实层面聪明伶俐的人。”“上一代人是横冲直撞过，失败了，所以成了，现在是快进到直接学习成为的技能。”

　　“我们对一个还不存在的现实做出一系列预先妥协，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对，但是我们应该先有钱，我们应该先去上班，像80后一样。80后那时候是年轻一代。现在，这种妥协的后果忽然变成现实。”我们的新朋友lusi从另一个角度谈起。

　　房子是老朱找的，三环边的部委宿舍。为了防止被骗和纠纷，必须通过大中介签正规合同，大家都觉得，在保卫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上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需在这件事上省钱。在VR看房里，我看到了电视剧《我爱我家》里的装修，很难确定老朱租这房子是不是处心积虑。

　　她是上海人里的异类，从小喜欢王朔、梁天，对梧桐区则一点兴趣也没有。顺便说句，她导师被上述的其中一位臭骂过，但没说不让她喜欢。谁没对北京有过不得体的向往和滤镜呢？上一次来北京工作时，我事儿事儿地非要搬到胡同里，我的北京上司就宽容地说，刚来北京都想住胡同。

　　上一任住户打印了厚厚一摞自己写的小说留在窗台上，不知道是想被人看到还是和过去做了结。是那种常在网上看到的，不高级，至少不合时宜的北漂文学，讲述外省青年俗套的孤独、苦闷情绪等等，故事的结尾，主人公离开了北京城。另一间房满地都是被女住户遗弃的大头贴，有和外国人合照的、在酒吧里开心过生日的、去京郊徒步的，表情都相当妥帖、应景。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能用的东西，所有的痕迹都与精神相关。

　　房东挺好说话，只是特别嘱咐了主卧的床和衣柜都是德国进口的，2000年的时候就得卖1万块钱，别弄坏了。说没留下能用的东西并不客观，厨房里还剩下几套餐具，我打算留着用，朱老师执意要扔。我则认为：生活是暂时的，能凑合用就行，试图去建设只能收获伤心和失望。

　　后来朱老师还买了地毯、床垫、灯具，我又产生了对在北京过上海生活的排异反应，最后这个地毯脏得和“上海”没有半毛钱关系，可能到“死”都没清洁过。

　　除此之外，还有一只脏兮兮的熊猫玩偶，被遗忘在客厅里，从款式上看，设计于憨态可掬的亚运会“盼盼”之后，先于奥运会时的“团团”、“圆圆”，它被扔进了垃圾桶。

　　这套修建于90年代的政府家属楼有一个标准大小的客厅，住起来不比立水桥或者天通苑的一些更新的小区差，刚造好的时候不是给我们这种人住的，现在则租给了几个外地人。30年过去了，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依然分化明显。这样的房子整租价在7千元左右，合租则根据面积自行商量，通常主卧承担4千，次卧3千，这样一来，一个标准比例的客厅就显得太大了，以往可以打隔断造一间房来分摊，整治之后不行。我怀疑两位前住客之间彼此压根就很少讲话，不续租也许是因为租金花在公共空间上实在浪费。

　　小区每年10月到3月供暖，室温稳定在15至18度，能想象曾住在里面的人是如何按时上下班，拿工会补贴，领取，打听出国指标。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人在烧煤球炉，和租房的外地人一起挤在室内漏风的大杂院里，相比之下这样的房子使人安心。

　　现在被租给我们，也就是说，让我们分享一点属于北京的安心。暖气片和炉子很重要，一个人没有经历过北京，就没有经过真的考验。

　　乔迁的第一个下马威来自食物，楼下的湖南米粉比武汉贵3倍，咬起来像塑料，只有咸。第二天，朝阳区吃到了生物学意义上和牛没有任何关系的牛肉面，18元。我在某老字号点了一盘醋溜木须，用醋精炝锅，缓过来以后，才上点评网站写了条留言做纪念：“我很难受，要去看医生”。

　　朝阳区意识到，自己拿到的工资是生活成本而不是分得了利润。但又不肯像簋街上班的服务员那样，偷着和几个人合住高低铺上下床，或者租到六环外面去，每天花3个小时上下班。

　　我们开始故意吃那些明知难吃的东西——某国企旗下的老字号、用熟肚来爆的爆肚、卖给游客喝的豆汁，并从印证过程中获得满足，以此说明北京多么糟糕。同时试图复刻南方风物，去光顾各种驻京办、茶城、服装批发市场附近的餐厅、想起福建的海风和桂林山水，多数味道同样平庸，但能够获得生活在别处的感觉。大家头三个月的工资花在了给这些地方送钱上面。

　　其实物流已经很发达了，能随时从各地网购到和当地还原度高达百分之六七十的新鲜食材，但我们还是热衷玩吃屎的游戏，乐此不疲。一次，我们贪图团购优惠，光顾了开在中科院里的一家对外营业的餐厅，烤鸭用的不是正经的北京填鸭，也不是菜场廉价烤鸭用的小樱桃鸭，它口感诡异，鸭架也不见踪影，大家怀疑这可能是新研发出的某种高科技产品。

　　说北京是一座难吃的城市并无道理，这里的餐饮多样性胜过全国大部分地方，只要不试图在价格上讨便宜。比方说你想吃点辣的快餐，可以在重庆小面、螺蛳粉、湖南米粉等几条赛道里做选择，如果商家肯用心做郴州鱼粉之类冷门食物，就很有希望成为网红。外卖员会在40分钟以内为你送到手上，花25块钱买到的肯定是塑料，到35这个价位就有希望吃到能吃的东西，50块钱大概率和原产地相差不远。

　　我们厌倦这清晰的价格链，也花不起这些钱，于是看上了“探店吃播”——宁可在网上看拍摄视频装疯卖傻的博主，比如在代表北京文化传承的烤鸭店抱住刚出炉的鸭直接上手啃，称之为“武吃”。这样的胡呲等于对煞有介事的传统规矩的解构，使既没有北京房子也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看了以后感到很快乐，我们明知但非如此不可。

　　也有人对此痛心疾首。我们的朋友，一位老北京美食博主在视频里声讨某家老字号针对游客推出的“老北京高碎茶”——“您是拉排子车的，您连祥子都不如，您就得喝这个，怀里揣着媳妇给烙的火烧，就点咸菜丝儿，这就是您的一顿饭！”

　　2017年，第一次来北京工作时，他就告诉我：首都和地方上不一样。在我逐渐适应北京生活——也就是说，适应12块的热干面、90块一杯的精酿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听到“这就是您的一顿饭”时，我和朝阳区在沙发上笑得打滚。传统文化里吃烧饼加咸菜丝，大概等于我们现在吃食品添加剂海克斯——“还有人说这叫劳保茶，老鸨茶？您怎么不叫它扛叉茶啊！”扛叉，指旧时给妓院看家护院之意，从业者地位十分低贱。于是听到这段以后，每天上班之前，朝阳区就会说上一句：我扛叉去了。

　　这位朋友珍视京城食俗，常说起直到八十年代，许多烤鸭涮肉老字号也都规矩，没沦为笑话。他热衷寻找尚有一丝往日余韵和传承的馆子，几年以来也就推荐过那么五六家。其实，他在和我们玩同样的游戏。

　　教培工作使老朱想起在西北支教时的学生，她在上海出生长大，本地名校毕业。沪上这样的把，什么都不是，老朱却自命不凡，大概觉得放眼整个国家，自己得到的太多了，以至于多到能有东西给别人的地步，大学时又有工夫读闲书，很有《击壤歌》的感觉，于是开始关心他者和周遭的社会，决定去西北支教一年，和那些同去的名校毕业生们一样，为保研、情怀，或者不知道干什么而来。

　　当今社会上不鼓励这个。大概自九十年代始，人们的视野从城市开始投向边陲，作为另一种可能性的文化产品，“走吧”、“上路”、“自由”，风靡一时，带着初代的城市病和全球化体系里生态位的厌倦，大学生一窝蜂地去支教，许多人目的可疑，就是去玩、胡闹，或者镀金，在川藏线看到学校去上两天课就继续“上路”。倘若待个一年，一般就是上新闻的先进典型了。

　　到了一零年代，哪怕是在老少边穷地区，教师岗位已经不再代表弱势，而是作为体制的一部分而存在，是需要去考、去竞争的编制，哪里需要人去“支”——支，指支援，多少毕业生通关系想进来，你读个大学就能支，这不是扯淡吗？要是内地名校资深老师来倒是欢迎，社会也变成“先管好自己再顾别人”，国家会负责，别操心、别添乱。不过，名校的牌子仍然足够支撑毕业生去信奉鲁迅先生的“无尽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换言之，总得有年轻人来做这个事，看起来你们最有资格这样做，那就去吧。

　　支教老师的生态位比来实习的师范生稍强，比正式职工差。那年，老朱和同去的队员养了一条狗，隔了一个假期后便不见踪影，被告知上面说要加强校园安全，学校组了支打狗队。

　　老朱是全校几乎唯一不打学生的老师，校长找她谈话，说不打的话，其他人不好开展工作。但老朱坚决不打，对在大学里学到的那一套博雅教育比较固执，而另一些人则更知道在什么山就该唱什么歌，不过，大概是运气使然，老朱带的毕业班中考语文差点赶超全县第一，每个孩子都比接手前涨了十几分。

　　此外，校长指派老朱新建校园图书馆，老朱带着几个学生花了一个月搬书理书，发现旧址角落有不少前任支教老师募捐的好书，一来劲甚至打算搞点文化活动。校长乐见其成，但不给学生使用，说怕影响成绩，老朱脸一甩，说其他老师怎么想她管不着，她的学生得去。

　　县城四周只有黄土和沙子，老朱是受文化产品蛊惑而来，在大学里，她听野孩子乐队的“眼望着北方”，着迷于摄影师照片中的西海固。她说，那里有很多学生充满灵性，特别是女孩，写的作文和北京孩子完全不同，敏感，并且对外面的世界着迷，老朱希望她们能离开现在的环境，过上更好的生活。

　　和朱老师搭班的女老师的丈夫是副校长，出轨，在老朱的教唆下勇敢离婚，男方非常公然地一分钱抚养费都不给，也没有可执行的制衡渠道，她只能自己把孩子带大。甚至性骚扰之类事也不是捕风捉影。在这里工作能得到各种意义上的锻炼，一位与学校领导沟通得好的同伴后来就去了大厂做行政。

　　老朱的自我介绍是：“社科游民，妄图兼得君子风度和流氓精神。”也就是说，她本人是某个时期实践博雅教育的成果，尝试在不同的领域成为自己，并且还能养活自己。所谓博雅教育，大概就是“君子不器”，可以去学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同样的，社会普遍认为，既然一个人读到了名校，应该有资格尝试这一点。而中专生这么干肯定是找死，应该及早去打螺丝钉。

　　大学时，朱老师热衷参加乡村建设，或是工厂女工留守儿童教育一类的公益活动，但危险的、火炭一样的边界逐渐显现出来：没有出路。许多她的同路人也去了教培，但和入职大公司好好赚钱不同，多少带着点将就和走一步看一步的味道。

　　而那个时候，她居然真的让西北的学生们过了一段时间的博雅教育生活，不知道现在那些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东西是隐入尘烟还是入乡随俗了，总之他们依然常在微信上找老朱聊天打视频。

　　现在，老朱在北京的头部教培机构给另外一批学生上课，这些学生都衣食无忧，都有北京户口，但不同区域有不同特质。海淀黄庄的校区里，家长以小时为周期与老师对齐复盘孩子的进度，不光满足于应试教育，还要出国游学，和山区贫困生结对交朋友，写诗、出书。当然，做这些事的内容和目的都与朱老师支教时不同。而广渠门校区的家长以老北京居多，对子女教育相对随缘，不特别计较，老师也乐得省事儿。

　　在上海，老朱教过的学生家长群里讨论的内容是，教育资源有限，应该把成绩差的学生开除掉，最担心孩子可能会被分到“菜场小学”，得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一起念书——互联网的初心是让更多人接受教育，但每个人都在做相反的事。这些曾被寄托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中产阶级，本质上就是穿金戴银的社会达尔文法西斯。

　　教培机构的学生写的作文引经据典，体现阅读量，漂亮并令人昏昏欲睡。我翻阅过全班的试卷，唯一的亮点是一位学生写他在足球比赛中如何用脑袋堵住必进之球，而不惜撞在门柱上，虽然受了伤但心里很高兴，老朱给了他最高分。

　　老朱的同学一半在体制内，另一半和她一样在互联网和教培，要通过培训和试讲方能上课。在工作中，她很快知道，最好的老师其实是销售，必须接受这些人的评议，比如在上课时喜欢说“诸位”，是要改掉的口头语习惯。这样，就确保了授课的人和AI没有任何区别。

　　总之，差不多就像《我爱我家》里那样，那个秋天的图像是朝阳区保持葛优躺，我在酗酒和咒骂，朱老师抽烟，我们三个人每天都感受着新的惊奇，新的震撼。引用朝阳区的话说：这时代遍布着伟大的谜。

　　那时，往来我们房间里的人主要是同龄的青年编辑、作者，都是些文化场边站着的边缘人物，在网上发作品，或是出过一两部滞销书。

　　在一起的夜晚，大家总是这样度过——用戏谑的方式讲生活中的困顿、失败，以及不断发生的各种抽象新闻，然后开始锐评。我总是和人辩论——这个是对的，那个不对，朝阳区说我像个足球场上的裁判，盲目奔走。

　　多数时候，女性在聊事物本身，男性（主要是我）在借由此发散出来的情绪夸夸其谈。而后商的笔记本则一直开着，在人们喝酒时不停写稿，不参与夸夸其谈，他只是持续按自己的审美做各种作家、艺术家访谈。有些媒体的编辑直接拒绝，有些则给他机会改成一篇完全不同的稿子，还有些不说发，也不说不发，也不给钱，就这样拖着。

　　即便如此，后商居然还能凭此养活自己，因为他一年能写20万字，体力惊人。不过，写20万字严肃内容，所需的不只是体力，而是精神。

　　有人不显得自己聪明就活不下去——你要相信，有些人就是为这个活着的。有人踏入房间就坐立不安片刻离开，或是因气场不合不再出现，有的人靠听播客完成日常生活，有些人则读普鲁斯特。但最终，我和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文学小团伙。

　　其实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团伙，这代人对事物的观点就像大树不断生长的枝桠，越分越细，就算今天有什么共识也将在明天摇摇欲坠。不过，大家都是作家K的读者。有几个人，或者至少我，以他的学生自居。

　　三十年前，K过了一段人和人之间相互激荡的生活，之后去了B大新青年网站文学版块工作。那时候的互联网是文学新的天地，名作家和小人物都乐意把自己的东西发在网上，接受“拍砖”，网站的同事有教授D，女诗人M，诗人H，当时的K、D和我一般大，而两位诗人和朝阳区他们一般大，我们想象着当时的文学生活、精神与精神之间的关系。K说，大家那时候像亲人一样相处。

　　时间久了，女孩们很快明白了我和朝阳区讲段子、锐评、攻击是怎么一回事，觉得这样的反复表演有些无聊，也不觉得自己是朝阳区的诗歌爱好者，但彼此间居然谈起了恋爱。

　　朝阳区和一位蓝头发的女孩在一起了，是他在那个出版公司的岗位前任，也是作家K的学生，此前在名校念法国文学，研究贝克特，但在工作上，在和导师的相处上，都可说是失败者。

　　她发现导师和同学搞在一起，去质问，那个吞吞吐吐的中年男人说要理解情感的复杂性。接着，蓝头发发现自己在课题组里被边缘化，被删微信，被要求退课，差点没毕业。后来在出版社工作，跟着一位文化界明星编辑，又觉得自己太包子了，其他应届生就比她能适应得多，简直如鱼得水，“你看，xx虽然不合理，但也说明很厉害呀。”

　　但其实，她是一个非常照顾别人感受的女孩，毕业论文写得好极了。那一阵她在练肌肉，肱二头肌小巧又结实。

　　截止目前，朝阳区还没开始啃老，不过，以出版界的工资，贴钱上班是常态，某些溺爱的家长每个月补贴子女一两千，只要有工作就好。许多人都有留学背景，家境顶穷的人不会选择这一行。但朝阳区的父母更沉迷于开发商的模型。

　　朝阳区感叹——这些人的学历都好吓人啊。他只能算“好学校”毕业，许多和他拿同样工资的同事则是名校。那时候“好学校”拿来求职已经不管用，名校还行，但也快了。此外，这份工作经历还告诉他，文化行业里，同样的岗位对不同性别、不同性格的人要求也不一样，总体来说，在能力相同的情况下，男性比女性好混，会来事的人比不会来事的人好混，在最近几年的大学生活里过得开心的人比不开心的人好混。

　　蓝头发女孩很快收服了朝阳区，像收服一条约克夏或者博美之类的神经质的狗，虽然块头更像伯恩山。那一阵儿，朝阳区和我都喜欢胡说八道，轻佻地点评、攻击、自说自话，某种程度上是自我表演，女孩忍无可忍，上门来分手，但居然还征求了朝阳区的意见，朝阳区束手就范，这样的行为很快得到了制止。

　　新世纪里，新青年文学板块的成员命运各有不同，诗人H也是朱老师的校友，远赴云南支教，在雪山掉入澜沧江失踪，一时成为官方英雄模范；几年后，女诗人因病去世，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用手机移动端刷微博，十多年后的今天仍常能看到她的名字。当然，不是出现在文化互联网的半强制弹窗里，而是在不经意发现的同路人的文章中。作者多数是女孩子，年龄比我更小或是小很多，谈及女诗人M的口吻同样羞涩、慎重，如同珍宝，但不沉痛，像提起某位朋友，让人感到被照亮。

　　最重要的是“看到”。相互激荡太远，认出彼此已经是很重要的事情，没有什么击掌和响指，在另一些时候，大家完全不同，比如说我是个男的。“看到”已是足够惊喜。

　　我们一群人都深深着迷过K笔下的北京城，他写过一本一百多万字的编年史意味的书，从80年代的尾巴写到世纪初，书中的主人公有乞儿、官员、富豪、艺术家，是九十年代的阳光与风。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my，那位女诗人的名字。

　　对朝阳区来说，接触到了足够多的作家和他们的写作，有些，但到如今只有K还成立，或者只有K幸存。

　　北京越靠近中心的水体——比如什刹海和什么海，越像是从水龙头里放出来的，清冽得不自然，偶见的野鸭子和小鱼也像是道具。我在这里读着女诗人的诗，《北中国》、《鼓楼》。

　　K出生在60年代，觉得文化界那些他曾一起激荡过的故交们已经腐朽了，现在，他过着朴素的写作生活，一年中几个月玩电脑游戏和打乒乓球，几个月研究戈达尔和巴尔扎克普鲁斯特，剩下几个月专心写作，有时令人疑心他在重复发明轮子——他的那套理论已经早被欧美文学界玩得不要了的——当然可能也不尽然。

　　他不掌握任何资源和权势，不参与分肥，也热心帮学生牵线。他介绍lusi去出版公司，没搞成；介绍蓝头发女孩读博，没搞成；介绍我去认识某纯文学期刊的负责人，看看有没有机会发表文章，没搞成。最后，第一家出版公司的人介绍lusi去了第二家出版公司，这次搞成了。

　　对K的旧友们来说，公开夸他大概等于骂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但出于复杂的情绪，融合欣赏、体现自己的眼光与大度，还是会邀请他来自己的领域讲座、出书、发文章。而旧友的学生们——更年轻的一批人，也是如今的文化界中坚力量，对K的态度非常干脆。蓝头发的女孩告诉我，有次向上司请假去听K的讲座，该出版界明星听到这个名字，轻蔑地撇了撇嘴。

　　跨年夜由K和我们的小团伙共度，还有杀来的lusi和崩崩。崩崩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从好学校毕业之后去毛坦厂当了老师，接着又去做了工厂女工，做这些都是为了感受真实。现在在考人类学博士，打算加入我们的北京生活。

　　他们本来要去深圳看一个噪音演出，结果因不可抗力取消了。知道K要来，当天就飞回北京，刚落地不久。到家时，我们已酒过三巡。崩崩气鼓鼓地说，打车的司机是个北京老大爷，问我来北京干什么，我说，来找朋友闲逛，他竟然说：“北京不欢迎游手好闲的人！”

　　K说他现在几乎不去外面吃饭；我们身体出现的那些小毛病，比如痛风、睡眠衰弱，都是外面的地沟油吃出来的。大家吃着在盒马购买的冬阴功火锅，外面是北京冬夜的刺骨寒风。

　　过了一会儿，K的电话响了，是C打来的，是九十年代最出名的摇滚明星中的一个，此后在各种音乐实验中沉寂下来，现在的角色大概是“时代象征”。C说，他没有地方去了，K说，可以来我们家。

　　确定C要来之后，大家似乎都很紧张，我们从中学时候开始听他的歌，即将推开门的人会是什么样子呢？有种打地鼠的感觉，一些东西曾经消隐，然后在遥远的某处跳出来，这种事在北京出现又不无寻常。

　　我做了北京版本的桑格利亚，打开一瓶又一瓶的红酒、伏特加和切好的水果往炖汤的大锅里倒，最后再拿勺子搅和搅和。崩崩先去厕所脱了秋裤，坐下后框框连喝了几杯红酒和苹果伏特加，她看到朝阳区毛衣上的牙膏渍、大兔门牙，看到我给她夹了大虾，看到老朱在念班上学生的作文，然后就喝倒了。

　　隐约听说有人要来，她起身穿羽绒服下去接人，刚提上鞋一抬头，发现C出现在门外。崩崩想去抱他，C退后了，不好意思地说，为什么现在都变成这样了，以前去别人家聚会谁都不理谁的。

　　C瘦小，有茫然的大眼睛，戴鸭舌帽，穿的登山羽绒服和牛仔裤都是名牌，紫色拼，但色泽暗淡，有陈旧或水洗的痕迹，走在路上可能会优先被查身份证。而lusi觉得那是故意搭配的，C皮肤黑，适合暗一些的颜色。

　　K问他，晚上没有活动？C说，卫视和大厂的新年晚会都来邀请过。是那些熟悉的话术，称C“老师”，他们需要C，也愿意开价，但C不为所动，不想去。此前，许多综艺节目请他做评委，人们似乎都着急劝他，“你在历史银行里还存着一大笔钱呢，快点拿出来用吧，省得过时不候啦。”

　　C和我在同一个房子里生活过，一家二环里的四合院，我前司的办公地，也是C二十多年前的工作室，现在他住在京郊的另一个大院子里。老朱很激动，也有些喝多了，断断续续向C表达着她的想法：自己是深受C影响的一代人，但C已经不再敏锐了，应该睁开眼睛看看周围，而不是寄托于抽象的事物。

　　我充满恶作剧意味地拿蓝牙音箱播放“绝对纯洁”——一支朋友的乐队，大概每场演出能卖200张票，每张100块，C没反应，于是改放《上班的感觉比上吊难》，是朱老师和几个朋友胡闹做的歌，只能混迹免费场，但C像什么都没听到。

　　无意中，不知道是谁切换到和C齐名的另一位歌手的歌，C如同刚睡醒一样，瞪大了茫然的大眼睛：为什么要放他的歌呀。

　　我居然问了K和那个女诗人有没有睡过觉，K愣了愣，否认了，我从他的表情里意识到这是个糟糕的问题，人为了避免上当，就会假装什么也不信、藐视一切，就会问出这种糟糕的问题。

　　他们或盘腿或蹲在沙发上，聊宇宙和哲学。基本上是K在教育C，大部分时间里C在倾听，偶尔辩驳几句，但完全被K碾压。从世俗意义上讲，C混得比K好，但C尊敬K。这种事，从比他们更小的一代人到我们的同龄人中间几乎不可能发生，虽然后面的年代看上去似乎更宽容，平等。

　　我感觉仿佛附近的960万平方公里内只有我们的房子在闪着光，不是因为C是明星，而是大家复制了一种只存在想象中的生活，十年代存在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断层的精神生活。

　　又过了一会儿，一位警官像全息投影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门压根没锁。脸还没看清，京腔先传来：“我说哥儿几个，散了吧，大晚上的，过节聚一聚也差不多了。”K讲了个笑话，甚至把警官逗笑了，他嘱咐我们小点声随即离开。

　　C倒下的一瞬间，一直在跟K辩论：你懂音乐吗？你会弹吉他吗？K反问道，你分析过某个交响乐的谱式吗，好像是贝多芬四重奏还是什么的，C已经躺下了。

　　次日醒来，我带着剧烈的头痛、疲惫和未散的兴奋走进客厅，发现C还没走，像一只猫一样蜷缩在沙发床上，他睁开眼后神色坦然，四处找锅子自己去厨房烧水喝，一看就像经常在别人家凑合一宿的样子，保留了这样的肌肉记忆，让人联想到他年轻时也辗转过许多不同的房间，C曾在文章中写道，直到上世纪末买第一套房之前，在北京住过平房、高校宿舍、地下室。这缓解了我们的尴尬，不必费劲想怎么招待他。

　　然后，C问我们，昨天是不是直接睡过去了，“我靠，不然呢？”这是蓝头发女孩的os（编者注：overlapping sound，内心独白）。

　　我们带C去护国寺小吃，就是那家我在点评网站评论“我很难受，要去看医生”的店，口味类似学校食堂，但价格贵得多，我们拿了鲤鱼做的炖鱼头、红烧茄子，番茄炒蛋，点了一盘醋溜木须，怀疑是醋精做的，呛鼻。C看上去对味觉几乎没有享受性要求，又主动要了一个紫薯，细嚼慢咽，吃得斯文干净。

　　C跟我们讲了他对现在的许多事感到困惑，他对土地充满感情，同情农民，不喜欢马云。C觉得，尽管有曲折，但许多不合理的东西已经有得到纠正的曙光，我们的社会大体来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此外，C还对与年轻女友的交往感到不解，困惑，似乎和他这代人的相处方式不一样。C说他喜欢多接触年轻人，喜欢驱车出行游玩，我们约定有空一起登山，C回到京郊大院子里，我们回到我们的房子。他为数不多的朋友圈内容是找助理，工资开得不低。他再也不能精准地打动我们，但比如鱼得水的人好太多，确实是个诚恳的人，儿时偶像里最不坏的那种。后来，我接触过一些真正当红的大明星，但再也没有像C那样留下深刻印象。

　　不久后，我掌握了打开那家护国寺小吃的正确方式——为了省钱，我点了豆泡汤配米饭，韭菜花麻酱白送，5块5，比大部分地沟油外卖好吃，上海就更加严丝合缝，也能吃到3、5块钱的鸡鸭血汤，但决不卖米饭给你。

　　很快，我们发现自己已在此地引起公愤，被单元的邻居们在开门小程序的留言板下声讨。该留言板的大部分内容是养狗、弹钢琴噪音一类邻里问题的相互咒骂，一位名叫“坚决支持装电梯”的和叫“坚决反对装电梯”的骂了八十多条，我们常当乐子看。

　　终于，吃瓜吃到了自己头上。一条帖子赫然映入眼帘：601的租房户太缺德了，不知道做什么工作的，男女混居，上楼使劲跺脚，进屋大声讲话，昨晚更甚，男男大声说线点钟，新年第一天就给你们远在外地的父母争骂，不肖子孙，滚出北京。下面是捧哏附和：“就不能学学鬼子静悄悄地回窝？”“老帽儿，家里地头走惯了，哪懂什么街坊邻里。”

　　居委会打来电话，说接到投诉，得开个调解会。我们决定由老朱去装孙子。房东也被喊来，是一位住在二环里的老北京，称三环边的这儿为“城外的房子”，言谈举止富有涵养，风淡云轻间向高邻们表达了歉意，也有理有面儿地对我们进行了象征性的教育，事情就算糊弄过去了。

　　分别的时候，他不经意间想起来似的：“那个，我以前是他们领导，所以，人性这个东西你们懂吧，看我总是有点不舒服的。”

　　三十岁生日那天，我请大家在崇文门新侨饭店吃了自助餐，和我们想的一样，找了几个小工来把菜做熟了。我们吃得相当满意，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我每天很少出门，但深切体会到北京是个伟大的城市，比起纽约伦敦也不遑多让，相比之下，上海就过于无聊了，如果你看过安徒生的《豌豆公主》就知道北京的伟大，十足成色，一眼便知。

　　那个北京冬天的印象是干冷，晴天，大风。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去紫光园吃了烤鸭和扒肉条，在北京，我们的脸逐渐被冻得红红的。北京是金色的，或者是银子做的，所以，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能让你过得太舒服，否则你会以为那是你的，想偷。

　　在回家的车上，蓝头发女孩和朝阳区彼此靠在对方肩头睡着了。我想起女诗人的诗：“我们坐着过山车奔向未来。”我们坐着出租车奔向未来。

　　“工作半年倒还行，很轻松，北京很有趣，学到很多东西，见了很多人，钱不多，但是教会了我省钱，以及不被人宰，也比上学强，不用考试。”这是朝阳区的年终总结。

　　那是一家我曾经经常阅读并喜爱的媒体，在社会报道的低潮期，选择另辟蹊径做商业报道，擅长在辛辣的食材外面涂上果酱，并获得了好评和影响力，这样的把戏终于被看透，在全盛期戛然而止，大家都觉得太不公平了。对方告诉我，有新项目正在重启。

　　此外，他们虽然是自媒体，但却有传统媒体的优雅姿态，绝不允许员工使用“小编”这样自轻自贱的说法，出了名的面试难度大、要求高，工资平平，但应聘者却不乏国际名校背景。

　　我和老朱一起去约定的咖啡店面谈。对方也是一男一女，女性看上去精致、干练，腔调如同杨澜般礼貌寒暄，男的像张春桥一样眉头紧锁，朝我打量一番后开口：“咋滴，这带的助理还是经纪人啊？”

　　从二十岁起，我在写作上的偶像是L，一位骑士一样的记者，在那个传媒业的黄金时代四处采访调查、揭黑，几乎要把世界上所有的、那些想都不敢想的事搞清楚，呈现在公众面前，也是我幻想自己参与世界的方式。而面前的人给L的书写过序，被L称之为媒体偶像，那就是偶像的偶像，我感觉自己不得不服用酒精。

　　如今，这帮人早已偃旗息鼓，把生态位让给了提醒防小人的“你弱你有理”自媒体，接着就是教人从婚姻中获利、不结婚就会晚景凄凉的自媒体，号召人买房、不买永远成为无房户（没资格结婚生子，沦为下等人）的自媒体。共同点是都用威胁的口吻，不听我的你就会下场凄惨。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这样的事情上。没工夫去关心别的。

　　他们告诉我，因为种种无奈，种种原因，导致环境缩小、压抑、逼仄，传媒已经无药可救了。既然公共表达的转向不可逆，于是看中了更私人的文学，表达的空间、手段都更多样、广博，幸好还有文学。

　　我们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没想到师长也和我们有同样的苦闷，他们讲述了经历过的种种荒唐事，我们顿时觉得，自己生活中的这一点抽象简直不算什么了。同时师长还站在我们所不具备的高度，保持冷静乐观，放在宇宙中、人类的历史中看，眼前的困境都只是暂时，简单来说，可做的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就算做不了什么也还得尽力做。

　　毫无疑问，毋庸置疑，有机会为这样一份事业效力，是我写作至今最大的荣幸。他们想请我写长江禁渔。我兴趣不大，但报了其他的题目。“我们是看中了你的潜力！”

　　交谈的最后，先生指出了来访的目的以及事实。他对我之前常发文章的那家媒体不屑一顾，认为应当书写更重要的东西。

　　“不过，贵刊以前那么多记者，一个写得好的都没有吗？”我想起曾在某个现场遇到过他们的员工，是非常勇敢的年轻人，便随口问了一句，好奇他们怎么会找到我。

　　“足球运动员状态不好通常是出现生理性的伤病，写作者不应该存在这个。”男主编不大同意我的观点。

　　稿件迟迟未能完成，因为感到抱歉，二位再次来京时，我邀请他们来家吃饭，我要把朝阳区介绍给他们，98年出生的朝阳区是很好的诗人，有很好的审美，能带来其他的好作者和好稿件，同时具备和师长们不同的视角，知道这个时代是怎样来的，同时也明白自己这代人是怎么想的。他和我一样，也需要获得这样的机会。

　　女主编面对满地的书和酒瓶面露难色，发现客厅里无处下脚，她想了个词：“波西米亚”——“你们家挺波西米亚的”。而偶像之偶像信步走进厨房看我杀鱼，里面乱七八糟，蟑螂不算多，虽然还没出现老鼠这样的动物，但是迟早有一天会被发现的，我建议他眼不看为净，他照办了。

　　朝阳区讲了很多：对写作的看法、对亚文化、社会流行的看法，他们安静地听着。我想我们吹了两个小时的，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朝阳区是个如假包换的天才，如果你们的文学平台需要副主编，除了面前的人以外简直不需另做他想。”二位立马用开放的态度，邀请朝阳区帮他们组稿。

　　等他们走后，蓝头发女孩才从房里出来，对整件事感到不可思议：这也可以？两个年轻人这样胡闹一般地轻易获得了机会，在出版公司里无法想象。

　　而且，我们可以以平等的姿态讨论那些作家的写作，我和朝阳区都一本书还没出，在出版公司或其他场合的交谈里，得小心翼翼地对上口风才能谈起来。

　　朝阳区兴奋得都快发疯了，这件事情的过瘾程度堪比玩真人版足球经理游戏或者大富翁——让一个毛头小子组建一支伟大的俱乐部。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稿件标准，我认为文学是价值观的阵地。而朝阳区觉得，这是把不属于文学的东西放到文学里去了，等于另有所图！

　　我们掰着指头数同龄人中谁还能写，而谁需要发掘——那些曾和他一起参加过文学比赛的人、过过诗歌生活的人，或者放着教培与互联网的相对高薪不去，因为虚荣、幻想、软弱、逃避现实，或者志向去念创意写作专业的人，这些人现在也许出过一两本滞销小说集，要么是做了一个谁谁谁的学生，或者得了抑郁症正在发疯，朝阳区反复念叨这些可能还在搞文学的人的名字。

　　当然，首发球员里最重要的肯定是K，我们告诉K，最好的媒体现在打算搞文学，正当其时，不可错过，他之于这个平台就如同达芬奇之于文艺复兴。K态度平静、耐心地听着，兴趣不大，但还是决定把手上正写的某篇稿子给学生们，他把见面地点定在了萨利亚，K常带儿子去萨利亚，认为萨利亚没有地沟油，朝阳区网购了一些刚来北京时常喝的精酿啤酒作为伴手礼，K露了一手，熟练地用虎口开瓶盖，父辈好像不少人会这个，但我们不会。蓝头发女孩在K的指导下固执地试了十几次，直到皮肤发红，我们认为她总有一天会学会。

　　朝阳区拜访了那家文学app在梧桐区历史建筑里的编辑部，回来时，他告诉我们，男主编喜欢骑自行车，也许是为了环保，两位主编带他找作家L约稿，L是我们青年时都很喜爱的作家，他们听取和征询组稿建议的人也都认为他们应该请L。

　　令人惊奇的是，在附近某家餐厅里，L并不配合谈论媒体理想、公共关怀之类话题，而是说起自己在另一个体系中的待遇和地位，比如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办公室里都放着谁的书，这和他在作品中表达的价值观大相径庭，以及一些文学体制内的边界，比如谁谁谁不能得罪，我们感到讶异，并听得津津有味。而两位主编据说则非常生气，为此放弃掉了扑克牌里的一张小王。不过，他们最后还是合作了。

　　另一张小王是我的好友B。虽非情愿，却因地域书写而出名，出过现象级的畅销书，我们在互联网上认识，为他的嬉笑怒骂所折服，而后见面成为朋友，B成名后也一切如昨。

　　男主编与他来自同一个城市，但多年不曾回家，而B一直待在S城，主编问我是否认识B，我说熟啊，他有个短篇小说写的就是我，于是二位破例回去约稿，邀请我参加饭局牵线，说给报销车票。

　　女主编请B聊聊诗歌，B有些羞怯和欲言又止，最终开口花了十分钟谈一位国内诗人，不知道他不好意思谈论的是诗本身还是国内诗人，照我看来，那是一位抒情诗人，但后商告诉我，他获得过除了诺奖之外最重要的文学奖。

　　后来，B越聊越热烈，几乎有些过分真诚了。女主编歪了歪头，笑着说：听不懂，神情就像不懂外星世界，我看到B几乎就要愤怒了。男主编及时救场，拿起啤酒瓶干杯，把公共价值那一套又说了一遍，附带了更多的诚恳。以及他们的自媒体是如何被消失的，怎能不令人惋惜，怎能不令人感慨，于是B答应为他们供稿。

　　朝阳区约了C，萌芽作家，广义上的自己人，去香港念过书，人在纽约，从文学上，经历上，都有坐标系可以给他们牵强附会，能省掉不必要的解释成本，做营销编辑这么久，他已经很明白了。推荐的第二个女作家被拒了，说是写得不够“行”，有太浓/过了的情感，不符合他们的文学意趣。另外一个被拒绝的是K，简直不可思议。

　　然后我的稿子也被拒了。那是一篇关于做共享单车运维员经历的稿子，本意是写巨大的网络，但在田野的过程中，电三轮被盗，我经历了像侦探一样破案的过程，还窥见了一个京城家庭的兴衰，我把这些写下来，就像发现了北京城的秘密那样。过去我被拒稿的次数不多，但编辑都很真诚，

　　我非常生气，像一个勇气和心血被践踏的人那样回了一句——“别跟我扯Non-Fiction，我就是Non-Fiction。”从而避免了那篇文章可能遇到的不体面的命运。

　　出于难以置信的原因，我还是参与了接下来的便饭。“你要愿意聊我们就再聊聊为什么。”“是因为你傻×啊。” 女主编礼貌而难以置信地“嗯？”了一声，我重复了一遍：“是因为你傻×啊。”

　　他起身去柜台买完单出门，女主编耸耸肩：你把我老板惹生气了。连忙出门去追偶像之偶像，朝阳区脸涨得通红，愣了一会儿，也走了，我和老朱在那儿喝掉了其余的酒，甚至喊了另一个朋友来把剩下的菜吃完。

　　我在豆瓣上看到女主编对B的评价，给他的新书打了两星，理由是不喜欢油腔滑调的方言，不喜欢故事被巧合推动，此外，她把书里一个实验性质的、以接受记者采访构成形式的短篇小说当成了创作谈，发出质疑：“才写多久啊，就安排上这个了？”

　　这帮人找了一圈，最后认为非虚构写作者不能担此重任，宣布在废墟里淘宝失败。改请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在平台刊登他们的田野笔记，最后，干脆自己亲自上阵，以更高的姿态俯视着完成了对S城的书写，从商业文明的角度告诉你为什么这片土地衰落，好像这一切真的有道理可讲一样，仿佛留待最后才摘的果子。

　　先是嘲讽、消解，尾端才拿出示人。此外，还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写如今占主流的，观点和他们截然不同的年轻人是如何形成的，想借社会学人类学的名义从学术上去解释他们的失败。

　　我逐渐搞明白他们想要的东西，就带着田野的专业去解释一件事情，同时混合中产阶级的俏皮，在口吻上冒充一个老派英国人，像寿司师傅叉起一块三文鱼，告诉你——这就是真实。

　　啊，这种东西我在疫情前爱得要命，就像贝壳摆放在海族馆里，被控制了流动的方向与可能，写的人和读的人都是安全的。可现在，我们都只想活在真实里。

　　此前，我大概是读了一些二三手社科书籍吧，讲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之类，想写东西告诉大家，体力活儿不容易，你只是比别人更幸运而不是必然，以为这些能成为共识。

　　对议题的敏感也和自身际遇也有关系，在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大约是打算攒钱买什么东西，路过一家工厂，想尝试工作。一般来说，十七八岁的城市少年会在类似20年前的万达那样的商业体里找事做，去卖衣服或者在宠物店、奶茶店之类的地方每天站12个小时，腰酸背痛不必说，但可以适度和同伴打闹，跟顾客开玩笑。

　　流水线显然是我生命体验外的场域，生产了10天电脑元件后，我像个即将失去生命的人那样需要温度和食物，准备离开。人事很凶恶的样子，要工资不给。我去劳动局投诉，门卫问我：你来做什么？

　　听完故事，他说，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但一般来说，你肯定是做了不对的事情才不给你工资，还是不要告了。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知道没有拿到工资的希望，时隔很久仍觉得屈辱。我看到的网民，其实和那个门卫是一样的，我已经很熟悉了。

　　和我同一条生产线的女生，已经提了半年离职都没被批准，如果自动离职，就拿不到当月的工资。此后，我常常想到，那些被卖到世界各地的电脑，有多少是白白付出劳动的人做出来的。

　　我干过体力劳动，也做过办公室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毫无疑问体力劳动艰难许多，无论是便利店员做坏一杯奶茶、摆错货的位置，快递员丢件，都得马上承担及时反馈——被罚款和训斥；而办公室工作的容错率在同等时间内大得多，不会时刻神经紧张，或者有那么明显的被欺负的感觉。我时常感觉，对血汗工厂的劳动者宽容一些，就是对自己可能的处境宽容一些。

　　我没有完成这份工作——在网络音量最大的那批人投入体力活大军前，这样的观念被认为是圣母言论，未能覆盖社会，收到的回应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啦，“谁的工作不辛苦呢”之类。在我看来，倘若不具备能力忽悠别人为你吃苦，恐怕没有什么非凡才能是持久、在每个时期都被承认的。上一个时期的优势，在下一个阶段可能就会变成累赘，如果不提高对基础工作的宽容，迟早就会把自己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去，读过书的人应该懂这些，是把工厂变成世界还是把世界变成工厂。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和一厢情愿、还有愚蠢，无形中给他们做了精神，人们不需要知道这些，或是早就知道这些，这里的人有这里的生存智慧，我不再写那样的东西了。

　　忙活了两个月，朝阳区获得了600块，我赔了至少6千块。都是22岁，赵家璧遇到了鲁迅，我们遇到了什么？

　　过了一阵，我遇到了曾经在他们手下干过的记者。向记者提及这件旧事，对方不意外，告诉我，女主编喜欢在办公室里骂下属蠢。这段经历很少提起，因为说出去别人不会信，这么一个高举平等、人文精神和商业文明大旗，思考人和技术关系的媒体会对员工软暴力，此外，我还有朋友在面试时被男主编骂哭过。

　　这家平台的奇闻还包括嫌自己约来的作家稿子太长，稿费只给一半，而他们找来的非虚构负责人——是平台前身媒体的老下属，非常踏实的一个人，能在他们手下干这么久就是一个证明——最后被拖欠了工资。听朋友说，他现在去了一家我们看不上的下沉媒体，工作得很仔细，生怕做不好。

　　与此同时，他们作为有良知的媒体典范，正被介绍到世界上去。男主编和女主编的名字孤悬于海外之上，我们这个世代的故事就要由他们讲。其实这帮人思路非常清晰，骗几个订户，消耗掉媒体的最后一点遗产，吃最后一口饭的事。做贩卖不可再生资源的生意罢了，这帮家伙连子孙饭都要吃光掉，让后人不用费劲去打扫。需要说明的是，吃子孙饭的不止一个行业，但肯定包括他们。我以后不会跟这种人再来往了。

　　回想很多所谓的反体制精英，在我成长历程里发挥的作用，无非是建立一种虚假的承诺，不来自理论的讨论，也不来自现实的教训，只有不断生产排行榜和所谓商业社会的残酷以及公司法务的威慑性，我受难了他们要愤怒一会儿，我的青春苦闷也要假惺惺地感同身受一下，到了点也纪念一下，但他们又是敌视社会的人里最喜欢品质生活和《纽约客》的那一拨。可怕的事实是这些人做的好事还没有他们的反面做得多，却又在过程问题上没什么自觉性，这也是在逻辑上这些人面对他们的反面非常捉襟见肘的原因。有朋友说最近几年是八十年代真正消失的一年，媒体意义上是，因为旧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被把搞综艺节目当意识形态战场的新公共知识分子（有所谓个性的）替代了，属于我自身的成长绝不是由莫名其妙地改开出版史完成的，绝不是文化蜈蚣，被渐进的文化资本积累操纵，也就是说，我身边的人里不因为所谓的附近性而成了我生命里的主角，正是这种经验没有把我彻底搞完蛋，祝大家一切顺利吧。

　　合租生活以马桶坏了而告终，我成功地把旧马桶拆了下来，并装回去，但它并没有恢复原有的功能，朝阳区正和蓝头发女孩打得火热，不能忍受屎尿问题，也需要大一些的住处。于是他们搬去了真的朝阳区。

　　搞明白向下的生活是怎样的一回事似乎非常容易，大部分人都从此中来，只要去吃苦，习惯于被欺负就行，另一些概去国外念书的时候打过两天工洗过盘子什么的，也以为自己从此悟了，知晓了社会运行规则、贫富之间的秘密。

　　而向上看起来就不一样。我学历不高，又两三年不曾上班，炙手可热的互联网大厂不会要我，我一直在躲避这些又想搞明白时代运行的秘密，而且，摸不到钱，也就摸不到社会的一部分。

　　说到工资高，这是把大厂当傻子，“高”只存在于某几年，到了这届校招生已经和高薪没有关系，低于公务员，后来者更是和普通办公室工作没区别，但好在工作环境相对讲理，福利齐全。

　　一切得来全不费工夫，朱老师入职了某家海淀大厂，大厂在当时几乎代表了社会主义，新来的员工和实习生们热衷把免费的下午茶、健身房发在社交平台上，大家似乎都想得很明白：996，PUA是其中必要之恶，裁员更是正常的商业法则。

　　唯一的麻烦是附近房少价高，在中介和房东的快速反应下，公司房补甫一推出，房租立刻联动到与涨幅持平，对房补范围的规定颇为详尽，兼顾人性，囊括步行、自行车、出租车分别在多少分钟内到达，大致以工区为圆心3公里，我们在其边缘找到了房子，一栋八十年代的单元楼里的18平米房间主卧，在某个高估了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地图软件里显示骑行13分钟可达，符合房补要求，其实并做不到。

　　搬来的第一天，就发现冰箱里放着当日的公司下午茶，原来室友也是同一家大厂的员工。这位程序员出身北方小城，有固定女友，正攒钱买房，虽然气质大相径庭，但对我们偶尔的聚会（搬到海淀后，次数已经少多了）没有表示过任何不满，这使我担心他会在饭菜里下毒。

　　我不止一次在小区捡到过大厂工牌，被挂在单元门上，公司内网显示主人已经离职。窗口的大道能眺望中关村的大屏幕和远处的西山，仿佛身在互联网时代的延长线上。但居住环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计划经济时代家属楼，从外地来找我玩的朋友望着这些筒子楼很失望，说北京太土了，我说你懂个屁，这是社会主义的崇山峻岭。

　　身在其间的充实幻觉与幼时无二，菜的味道，土豆、芹菜，南北方都有，每个人都在拿工资的味道，小区里随处可见孩子奔跑，对口的学校就是海淀六小强，为了让孩子抢占更好的教育资源，花不可思议的大价钱搬来差得多的生活环境里，居然让我感到幼时画面般亲切。

　　原住民住在里面的已经不多，现住户基本是大厂员工和陪读家庭的名校孩子，除此之外的人舍不得花大价钱租老破小。该厂食堂在一次贪污案发后被某家以难吃著称的餐饮集团承包，后勤负责人被送去踩缝纫机，说实在的，比他们的实体店还难吃，但食谱参考了营养学，蛋白质、维生素都能得到保证。

　　住在这里，我总会想起那部以园林命名的电影，二十多年前，女诗人和H在校园里，K和画家、诗人、本地土著、打工者们一起挤在没有暖气的大杂院。这些图景离我的住处不超过2公里，如今早已遍寻不到，那里已经是互联网公司的天下了，大部分的人还活着，快活地活着，把自己照顾得熨帖，只是变了模样。

　　我们学会了“登山”这个海淀活动。通常只是找个由头不待在家里，本质除了自虐没什么好说，但其间大有深意，其风险程度远比逛公园高。得定计划和路线，路线常有七八条之多，风景好，能感受到苍茫，是北京生活里具备快感的自虐行为之一种。

　　老朱的同事们也活在海淀名校的延长线上，此前的大厂招过不少三本甚至专科生，也都赚到盆满钵满，近几年的毕业生在学历上确实是最优秀的，也是最心神不宁的。

　　我必须要凭借记忆花几百个字描述某个问答网站的高赞回答，那是一幅互联网上的时代画像。那个问题是：“为什么要上985？”

　　回答大致是——那年，你从山里考上985，老师主动送上助学，校园网免费，食堂一个菜3毛钱，室友素质高，找到了和你一样奋斗的另一半。毕业那年，你轻松获得了华为或者腾讯的高薪offer，和你一起递简历的其他学校的同学消失在茫茫人海。几年后，你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决定跳槽，有校友内推，顺利工资翻倍，攒够了首付。后来，你有了孩子，父母都是985毕业的小孩也得到了良好的遗传，特别聪明，一直是班里第一名。毕业后十年，你的房贷已经还清，买了宝马，夫妻都是中层管理，年薪两百万，与此同时，那些不好好念书的初中同学得去做辛苦的工作，高中同学生命不顺早早离婚，这个时候，你微微一笑，为什么要考985呢？

　　为了擘划这人生图景，答主足足打了数千字，我摘录的不及其一。这个回答有6万多人点赞，也就是说，是6万多人的生命图景。

　　不久，双减释放出来的大量人才涌进了互联网教育线，一个地方守不住的，在另一个地方也守不住，大家都知道精简是时间问题，现在只是基于大厂的体面惯性尝试作困兽之斗。

　　老朱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开发AI课程，逻辑是这样的：国家只是禁止人来上课，没说机器不行，那么我们可以把课程做工智能。去竞品实体店做产品调研时，毫不意外地被店员戳穿了，因为暂时没有顾客对复读机感兴趣。

　　新团队一半时间在宫斗，另一半在假装宫斗，有老教培仗着自己资历深，心里没数，开始提前对组里其他人做管理：大家的绩效是由我来打的啊。这位女士兴致勃勃，打算大干一场，结果转正的第二天就被优化了。

　　不仅加班不多，甚至组里的“自己人”还常下班后窸窸窣窣在我家聚会，和传闻中容易猝死的高强度工作大相径庭。老朱的领导得体、聪明、帅气，只要不准备和你“爹”就完全不“爹”（编者注：爹，爹味，互联网用语，指一些男性整天都是想当别人爸爸、教育别人），截止“双减”前的职场生涯一帆风顺，一步一步升上去的，薪水和应届生时候比翻了不止5倍，有一个邻厂履历相似的女朋友。

　　但他的位置不久前被让给教培高管了，到手的收入也降了些，因而前途蒙上了阴云，这种绝不浪费时间的人居然频繁出入我们的房间嘻嘻哈哈，可见其被动和苦闷，他对康波周期（编者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指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存在着45至60年的长期波动，这种长期波动被人们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坚信不移，经济的下行、上行都只是暂时，和历史规律作对没有意义，计划买房，入场。房价迟早会更高，先购买入场券，进学区，扎根，现在买不起的人以后只能更买不起。

　　老朱在朋友圈看到她曾经的学生们在山上搭帐篷站岗，检查通行证。也有来北京的，一位在做广场安保，另一位做了公交车安全员，还有即将入伍的学生在微信上和老师告别，老朱问他去哪儿？“青海。”

　　那年印有公司logo的福利月饼在内网的流通价120左右，需求是买来寄给亲戚朋友。老朱希望主动上裁员名单，但空降的新领导说并没有发生裁员这样的事，让她老实工作。这种驭人之道顺理成章，但在大厂却有扯皮的空间，老朱告到了纪律道德委员会，认为没有做到沟通坦诚，违反了“大厂范儿”，HRBP礼貌认真地记录和倾听了。

　　教育线的顶头上司主动找老朱谈心。这位中层出身于科研世家，在学术道路上走了一半，创业未果，决定来大厂工作，认为做教育才有可能性，教育才能面向未来，勉励朱老师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放弃教育理想，两个名校生之间的片汤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老朱带着遣散礼包离场。

　　与我同龄的朋友们面对就业形势更加嗟叹、伤感，但自身大多未受波及，不仅没有失业，连降薪的都很少。也就是说，倒霉的都是毕业一两年的，其次是年纪大的，但也赚了整个红利期的钱，就像模式里的“1040工程”（编者注：1040阳光工程又名1040工程、纯资本运作、自愿连锁经营业、民间互助理财，是一个层压式推销骗局）架构图，上“总”以后，光荣退场。

　　工作邀约无数，靠谱的基本没有，另几家大厂的教育线还在靠惯性招人，开出半死不活的工资，稍有理智的人都在换赛道，老朱不想再来一次了。

　　没人知道“王阳明研究院”是干嘛的，但工资奇高，猎头几乎到了死缠烂打的程度，说：“哎呀你不要犹豫了，一个月的工资我得挣半年。”驱动力极强。这种话术不像正经猎头，倒像健身房或者理发店销售，老朱上地铁才觉得不对劲，但已经答应下来。

　　面试地点离住处两个小时，地铁再转265，下一辆265十分钟才来，2.6公里，索性下地铁骑车过去，途经红军营、勇士营这样的地名，道路像一条长河。

　　别墅门口摆着一尊王阳明塑像，说不清是买的还是租的，面试者在塑像前挨个签到，排队等候，一丝不苟，程序挺正规。只招清北复交和世界Top10，前半句很明确，后面制造了空间，我在签到簿上数了数，面试的优秀毕业生得来自二十多个学校。以前去那些大公司面试时，门口的等待者很少交流，保持礼貌、谨慎，把对方当敌人都来不及。但此刻走廊上的人都有些狐疑，说到底，是在试探、观察。

　　我很快已经知道了身边3位的人生梗概，一位做投行，比较有经验，另二位和老朱差不多，来自教育和互联网，想法子赚了不少钱，但即将失去饭碗，“应该可以去，但也说不好。”那位做投行的总结道。

　　以为完事儿了，还有第4轮，3个小时的持久战，我得出门抽根烟。太冷了，脚趾像踩在铁上。旁边是一个足球场，兴趣班的孩子，教练是女生，不到1米7，挺精神，比我想象中的职业运动员瘦，怎么对抗啊？我想。但脚下真灵活，踩球、拉球都一丝不苟，一旁的男教练有些松劲儿，还得陪他们玩儿，大概是师兄。以前是省队的，女教练教孩子用右脚停球后，向左做假动作，左脚绕至球后，再把球带向右边。

　　一位家长看起来像“虎妈”的类型，生怕孩子没练到，手舞足蹈地和教练一起指挥，着重训练服从性，跟教孩子做数学题似的，真是服了。

　　“你想想，教练让你做这个动作，是为了干嘛？”另一位家长正引导启发儿子动脑踢球。戴个眼镜，块头挺大，穿登山靴，说自己喜欢滑雪，声音挺熟，像我上个公司老板和员工谈话，一模一样，信奉知识、友善和耐心。

　　老朱通过了面试，但决定把工作机会让给小公主，小公主是她教培工作时的同事，把职场当作游乐园和大冒险，一见面就能够越过名校talk的试探，直抵话题险峻之处。生活中的乐趣是在家听肖斯塔科维奇、瓦格纳和说毛姆式的刻薄话，这使他不仅第一批尝到失业的滋味，并在接下来的面试中屡次被经验丰富的大厂HR识别出来，虽然觉得没面子，也担心清华本硕的简历花掉，但无疑他十分需要这份工作。

　　首先，面试官对其教育背景予以肯定，又对他一事无成的现状进行微微地挖苦。入职后，在食堂，小公主面对咸的发苦的菜准备去厨房倒掉，被洗碗的阿姨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才发现墙上“不浪费一粒粮食”的赫然大字。他惊愕之际赔了个不是，骂人的阿姨又一翻脸转为素日的宽宏大量和蔼可亲。

　　该研究院的主要业务内容是帮企业家解决心理问题，让他们花大价钱来吃吃馒头白菜。比方说，某企业家有一个理发店或者装修公司，员工上百人，能养活，但手下的人懒洋洋的，不求上进，不好管理，于是购买研究院研发的网课，来折腾他们强制学习，背诵经典，据说效果卓著。

　　而面授课程则提供给身家上亿的儒商，比外面所谓的“总裁班”务实，比如老公发了财，老婆拥抱不了变化，于是就来这里陶冶性情，学习传统文化。

　　他甚至打算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研究院里识别到了同类，正打算搞破鞋时，因为在每日例行的抄经活动中抄错了一个字而被开除，上了四十多天班，带着普通人一年的工资走人。

　　前几天电商那边有顾客投诉，说封面和网图不一致，其实是加印之后把封面的不干胶改成了四种随机图案，市场部害怕扣工资，催得很急，就重做了海报，改了说明，这件事发生才知道合作的这本书的责编离职了，悄无声息地，是个很好说话很认真的同事。很多同事都离职了，只有老板每年叫苦，卖惨，但就是不转行，不知不觉已经赚到了很多钱。

　　朝阳区说，书当然不会完蛋，但出版业已经被夺舍了。为了多卖点书，先是帮媒体引流然后被媒体垄断话语权，背弃实体书店帮互联网公司引流，来者不拒，现在给各种隔靴搔痒的文化产品引流，把传统积累下来的读者全部卖出去，讨一口饭吃，

　　中午12点、下午1点和4点，几位大眼瞪着小眼，开始抢秒杀团购，选择心仪的套餐，等待发令，如同箭在弦上，因为紧张而反复试验数次。只有页面精确地从“即将开抢”切换到“马上抢”的第一时间点进去才有望付款成功，否则就会出现“您想要的商品已经售罄，看看别的吧。”

　　大部分是虚假折扣，把凉菜标价60块然后再打3折，有些套餐可以在北京吃到和地方同样价格的食物，通常标注“仅限新客”，像点评平台地推说服餐厅主人的那样，先低价吸引人尝鲜，再希冀他们来原价消费，比如9块的重庆小面（通常在北京卖18）。有些是线元的日料套餐里提供寿喜锅和金枪鱼刺身，仅限每天4张，但引来最多的人坚持不懈地抢，如同拉磨的驴，我们配合最默契的时候，被朝阳区抢到过一张。

　　“仅限新客”的套餐是最实在的，但往往最短命，多数时候，只有虚假折扣店和吸引人拉磨的店用老货打擂台。还有免费试的白食，5万人争夺50个名额，国考和互联网公司面试都不能与之比拟。每个商家界面需要动手操作的时间在5秒钟。也就是说，老板用钱和白食换5秒钟页面的停留时间，大部分店的生存周期不超过半年。

　　具备玩“秒杀”和“霸王餐”游戏的资格需要每个月写5条百字点评。我们有时写得很认真，堪称文学作品，有时则妙用流行语，掌握了yyds、暴风吸入、绝绝子的用法。任何一位写正经东西时的稿费都高过从中占到的便宜，但大家乐此不疲。

　　朋友圈被D的去世刷屏了，甚至短暂地上了热搜，除了强制文化弹窗外，文学界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在互联网占据空间。给外界传递的信息是：去世了一个教授。

　　K发了几条断断续续的状态，迷迷糊糊，从早喝到晚，那些新青年网站、文化传媒界的朋友们都来了，像一场欢快的聚会，在网络上现场直播送别，参与者里有擅长PUA下属的人，有掌握话语权和资源的恶棍，他们并不真正知道为什么年轻人纪念D。许多人只是需要由头歌唱，提醒自己年轻时也有过，连回光返照都不曾幻想。D一直保护年轻人，而他们每一口都是在吃掉自己的子孙。

　　无论持什么立场，大部分人们只爱生杀予夺，只有D保护人。D保护自己的学生，那位学生喜欢女诗人。没有什么相互激荡，但做得比招一招手更多。K说他为现在的年轻人感到遗憾，再也没有运气碰到D那样的老板。

　　我发现，在武汉疫情时关注的人开始互相指责对方的城市连作业都抄不好，被指责的人抿住嘴唇、握紧正能量、转发加油。

　　看到其他地方正面临困境，就为自己的城市而感到自豪，是2021年热爱家乡的体现。在这样的基础上，反映城市生活方式的电影刷屏了，我认为这是那年的年度贺岁片，许多东西都在自己的延长线

　　在这个时代赚得盆满钵满的人里，并不包括歌手Q。她没有加入大潮，甚至没像C那样把作品变现，一代又一代喜欢她的年轻人接住了她，就像护住风中的烛火传递下去，大概因为需要一个助理但请不起的缘故，她常向人倾诉烦恼、困境，或种种计划打算，有时显得缺乏距离感，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再善意、耐心的人也会忍不住离去。但总会适时出现下一个，如同一场接力赛。许多担当过这个角色的人已经离开北京城，或是从文艺青年中退场，而Q还在创作演出。Q有时演出状态不好，草草了事，有时又会超时，影响下一支乐队或观众赶地铁，我看过的几场，她的兴致都不错，结束后对后台围着问这问那的观众说，等会一起吃饭吧，然后特别不好意思地补了一句，要AA哦。

　　商业资本不会理她，认为她不遵守规则，缺乏职业精神，功成名就的同龄人们有时夸上几句，但路得自己走。有些年，Q住在地下室里，落下了风寒的毛病，另一些时候则收入不坏，与白领参差仿佛，最近几年，Q的居住环境和我们差不多，租住在东边某间老一居室。

　　现在，轮到lusi了。Lusi和我们走过不同的道路，毕业于北京X中这样的学校，在中学时期就在社团做文学杂志，那些东西本质上是二代的玩具，但也有不错的尝试。接着像国际公民一样，各大洲转了一圈，经历必要的游历和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