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送口罩国际社会还能怎样帮你抗疫？

　　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理解停留在物资捐赠上。网上有一张图，详细整理了新冠肺炎蔓延以来，各国分别送来多少吨物资。民众也热衷于比较日本、韩国、俄罗斯究竟谁送得最多。

　　在传染病领域，如果没有紧密的国际协作，就没有埃博拉疫苗，没有艾滋病的慢性化，没有多种传染病的消失，甚至连中国疾控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水平。

　　这是一张巨大而松散的全球屏障，扯皮繁多、备受争议。但是，今天我们之所以不用像几百年前一样，无时无刻不担心瘟疫的侵扰，它功不可没。

　　2019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领衔的国际团队提出了GHS Index全球公共卫生指数（也译成「全球健康安全指数」）。

　　排名最高的是美国，83.5。中国排名第51，分数是48.2，身后还有一百多个更不济的。发达国家也不能高枕无忧，平均分才50多。

　　GHS Index地图，颜色越深得分越低。这次中招的日本和韩国得分分别为59.8和70.2

　　在抗疫方面，大多数国家都缺乏保障——资金不足，科研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不够，疾控系统未经检验。

　　比如对于人兽共患病，世界上只有8%的国家有专门的跨部门应对机制；假如各个国家都有，禽流感、甲流和新冠肺炎就不太可能爆发。

　　从甲流到埃博拉病毒，再到艾滋病，人类近期遇到的「生化危机」没有一种能完全被国境线拦阻，就算是非典、寨卡病毒之类主要流行于一个国家之内的传染病也难免出国。

　　中国地域辽阔，不管医院、防疫站还是科研院所都自成体系；国人认识的传染病多起源于境内，在境内扩散，又在境内被消灭。

　　但在国际上——尤其是在WHO（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众发达国家看来，关起国门才真令人担忧。他们倾向于主动出击，在疫情蔓延到全球之前先采取行动。

　　对中国来说，从合作研发疫苗，到药物的批量供应，再到公共卫生信息上报和队伍建设，都是跟着外国学起来的。

　　这套系统的前身习自苏联的防疫站。21世纪初，WHO和美国、欧盟等为中国培训了大量人才，还带来国际通行标准。它这才从卫生系统部分剥离，成了专门的技术机构。

　　非典之后，中国派出一批官员学者到各国访问，学回来的包括传染病网络直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各种高技术与设备、疫苗的国家监管体系，等等。

　　比如说，来自美国的援助不仅有合作长达20年的中国国家流感实验室，还有持续十余年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美国培训过的专业人员中，有70多位正在中国各地疾控中心担任要职。

　　直到现在，据美国疾控中心（CDC）自己公布，他们在中国还有3位美国专家和11名中国雇员。实际相关的人员应该不止此数。布什时期CDC主任Julie Gerberding说，美国CDC跟中国几乎每个省疾控中心都有过合作。

　　早在2015年，比尔·盖茨就呼吁全球建立更紧密的疫情防控网络，不能像WHO「主要在监视流行病」。

　　新冠肺炎被WHO定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之后，国人主要担心的是、中国国际形象受到影响，还有歧视。

　　其实WHO并没有那么多想法。「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是警笛，一旦吹响，国际社会就有义务关注疫情。

　　埃博拉病毒流行的国家，很多处于全球最贫困行列，公共卫生系统几乎没有作用。比如在塞拉利昂，700万人口只有300名医生，还不如中国一个三甲医院多，而且绝大多数在城市。

　　2014年埃博拉病毒肆虐后，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GOARN）向西非三国派出了895名专家，无国界医生派出了数千名志愿者。

　　半年内，塞拉利昂已建成20个治疗中心、82个留观中心和52个社区收治中心。送达的海量物资中，来自中国的就价值7.5亿人民币。

　　疫苗的研制经常旷日持久。埃博拉的疫苗花了16年才上市，非典疫苗同样花了16年，最后无疾而终。

　　为此，2017年，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成立。它由盖茨基金会、惠康基金会、达沃斯论坛等多家机构支持，用高额资金动员全球科研力量，快速研发疫苗。

　　CEPI的疫苗研发目标速度是平均40周，虽然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速度，但它的最初愿景是在五年内，用疫苗征服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拉萨热和尼帕病毒。目前，它正致力于发动世界各国研制新冠肺炎疫苗。

　　第一个埃博拉疫苗是中国独立做出来的，耗时13年，但没有在非洲当地获批。首个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的埃博拉疫苗来自默克（默沙东），它是真正多国、多边合作的产物。

　　只有默克的疫苗做到了三期临床，在真正的易感人群中进行过试验。之所以它可以，是因为WHO和多国政府为其背书。

　　这款疫苗在2014年，由NewLink Genetics转给默克之后，就利用美国等多国的资金支持，一步步走进国际视野。

　　2015年，默克的疫苗在几内亚做了临床试验，试验是由联合国和几内亚政府直接推动的，资助者包括加拿大政府、挪威外交部、惠康基金会、英国政府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它的预估有效性高达97.5%。

　　有个国际组织，叫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由WHO、世界银行、盖茨基金会和一些政府组成，致力于给贫穷国家供应疫苗。它已经运营二十年，为7亿人接种了疫苗，中国也是它的受益者。

　　早在2016年，默克的疫苗还在实验当中，GAVI就和默克签订了500万美元的收购合同，预定了30万份。2018年春天在刚果（金），通过多方努力，疫情宣布8天后就有26万人进行接种。

　　GAVI是PPP组织，是政府、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之间多边协作的产物。图为GAVI成立15周年论坛

　　和新冠肺炎情况更类似的是甲流，主要发生在城市，致死率不高但传播迅猛。国际社会面对它吸取了完全不同的的教训。

　　如今在中国，已经少有人提起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但当时中国有记录的感染者达12万之多。这一数字仍然是极大的低估了。据北京疾控中心的估算，仅北京就有180万人感染，而实际医院确诊仅1.1万人。

　　甲流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传染病。事后估计，当年全球75个国家的1百万至8千万人可能感染了甲流，直接和间接相关的死亡在15万到50万之间。

　　（注：病例数据之所以差出好几十倍，主要是诊断水平不足，导致不同模型估算出的数字差异巨大。流感很少直接致死，这些数据是甲流相关死亡的估计值，如年老体弱的病人被流感诱发心脏病离世，也包含在内。这与中国使用的统计口径有较大不同）

　　抗流感是一项全球范围的持久战。目前，学者们正在将全世界各国的流感研究机构连成一张网，建立跨国的公共卫生模型。

　　这张网络的汇聚点就是美国CDC。十年前，甲流从墨西哥输入时，美国也受到威胁。他们做到了传染病网络实时监控，医学实验室快速诊断应急网络实时响应，与联合国实时对接，并且飞速开发出诊断试剂盒。

　　美国处理疫情讲究成本计算，政学工商一概未停，尽力减少疫情对社会生产的干扰。甲流患病人数并不少，当年因流感死亡的人数却低于年平均水平。

　　但疫情还是给经济危机添了柴火，让当年美国GDP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甲流之前，获得美国提供的流感科研支持项目的国家只有9个（包括中国），在那之后陆续增加到37个。

　　甲流至今仍在跟别的流感一起传播。同时，自始至终都有人认为国际社会对此反应过度。不过之后十年，全球再未出现第二个甲流，跨国公共卫生模型与科研功不可没。

　　科研与技术的国际合作，能够解决传染病防控领域的很多问题，但光有它是不够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还有更多层面。

　　在当代，大多数席卷全球的传染病都是从一个国家流行开来的，SARS、甲流、寨卡病毒、新冠肺炎皆是如此。当某个国家发生了新型传染病，其余各国该怎样指导自己人来防疫抗疫？

　　协作控制传染病在全球的传播，有很多讲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收集准确的疫情数据进行全球通报、开放重要的科研资源，以及共享技术原则，比如说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

　　国际上有很多机制来保障信息共享。目前，最重要的框架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它不仅规定了缔约国在疫情中有哪些义务，还制定了一套国际标准，要求各国都照此升级自己的公共卫生系统，由WHO负责验收——即便，根据GHS指数，大部分国家都没完成任务。

　　SARS发生17年来，无数国家、无数国内外的机构想要中国公开完整的疫情数据，但一直不成功。不是中国不想，而是当时的统计和上报系统不完善，「完整的疫情数据」很可能不存在。

　　「知识分子」等媒体曾经报道过，时隔多年，中国疾控和卫健委官网仍然见不到SARS的完整统计数据

　　美国CDC有一套非常完善的信息公开和共享制度，在官方网站上能查到，对于哪些能够发布、谁来统计和发布、在哪发布，规定得很详细。

　　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于2012年6月在沙特阿拉伯首次发现，并在沙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沙特一位埃及医生送到了荷兰的Erasmus医学研究所。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支持拿新型病毒的研究成果申请专利，但荷兰团队这么做了。他们的理由是，申请专利可以鼓励更多资金涌入，促进研究。

　　沙特政府认为，荷兰方面影响了疾控的进展。病毒出现之后的三个月，沙特的官方一直不知道这种新病毒的存在，直到他们在网络通报平台ProMED网站上看到了消息。

　　这件事至今仍是罗生门，其中还涉及到病毒的转移协议（MTA），以及沙特的获利权。荷兰方面声称他们多次联系过沙特政府，却没有得到回应。不过国际上的扯皮并未影响疫情研究的节奏，Erasmus研究所将免费的病毒样本邮寄给了全球的一些实验室和企业，快速重复实验结果。

　　把病毒「还给」沙特阿拉伯之后，科研反而变慢了。沙特的信息共享水平不佳，据病毒发现过了大半年，该国血清学（抗体）的研究进展一点也没传递到国际社会上，多国提供科研援助的消息也被无视掉了。

　　直到今天，MERS依然在世界各地小规模传播。好消息是它的传染性不太强，不如它的亲戚非典和新冠肺炎，八年的累计病例约为2500例。

　　除了信息公开之外，对于国际协作具有重要影响的，还有不同政府和疾控部门（包括海关）的对接问题。

　　2019年4月，为了给武汉军运会作准备，湖北省举办了一场比赛：湖北省卫生应急技能竞赛暨军运会省市联合卫生应急演练。

　　各个相关部门都派了人参加演练，从疾控到海关，从卫健委到人社，从卫生应急管理部门，到各地方政府。在演练中，病例极为顺利地被按了下来，极为顺利地转运、诊断、接受救治。

　　实际上，虽然WHO和《国际卫生条例》不建议封锁疫区，但限制入境还是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在埃博拉、甲流、非典期间，都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此类措施。

　　要是不想让一方采取限制入境措施，就要保证两国的疾控、海关、外交各条线上沟通顺畅，行政对接顺利，信息共享完善。但这样的顺畅和完善，往往很难达成。

　　中国疾控不是政府部门，而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事业单位」，是缺乏权力的技术机构，除了有专家之外其他资源和权限很少，也不能发布疫情进展——这是卫健委的职责。

　　国际上不管是送专家还是送物资，是要病毒样本还是要信息公开，中国疾控都没有完整的权限接收或者提供。但它的职能包括国际合作，与外国对接防疫的各项事宜。

　　部门归口、行政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当WHO想要送专家团来中国时经历的谈判异常复杂，直到WHO的总干事谭德塞访华，才直接推动援助的进展。

　　这样的行政接口问题及其带来的扯皮，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之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所以，「一刀切」仍然是各国的常见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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